六年前,我和我的先生怀着满心的期望,迎接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,当孩子呱呱落地的那一刻,谁也不曾想他的命运会是如此艰辛——双耳的失聪将要挑战他的一生。
孩子三岁多了,怎么还不开口说话?肢体语言表达得流畅自如,以至于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,人送外号“贵人语迟”,只有做父母的心急如焚。我们带着孩子来到上海市五官科医院,经听力专家及仪器检测,孩子的双耳听力严重损失,这将意味他不会开口说话了。我们抱着孩子相拥而泣,真是一百个不甘心。一种顽强的意志充斥这年轻父母的心,一定要让孩子开口说话,我们要听孩子叫“爸爸妈妈”。
我们竭尽能力帮孩子配上了助听器,可是,对于如何让他能够开口说话,都是对父母的极大挑战。起初一个月,在家尝试自己教,初见成效。但只有父母才能听懂的那仅有的一些单词,连三个字的词语都很少有。第二个月,我们想问题不在孩子,而在从之教育的父母,孩子的语训问题是不能再等了。我们来到了省里的聋儿康复中心,起初的意愿是去家长培训,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与对其他聋儿的观察,使我认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:语言环境都是一样发音不准,聋孩子之间互相打手势,老师教过的话也得不到练习,更多的孩子三年学下来还不知道“转圈”,甚至分不清“阿姨”和“妈妈”。
我坚决不能把孩子扔在语训部,而让大好的一整天溜走。语训老师按照教材教育孩子,课堂时间有限,孩子们一起吃饭,由于聋儿很调皮,老师为了统一管理,把助听器全都摘下来再吃饭,我想,我们这种孩子还有什么时间来谈“食不言,寝不语”,这么两大块的内容难道还等课本上拿出来再学吗?如果我的孩子有精力,我要急着让他学会所有这个年龄他该会说的,课堂上的黄瓜、胡萝卜与碗里盛的,嘴里吃的,哪种更易被孩子吸收呢?毫无疑问,嘴里吃着分清了味道,看清了颜色,不是体会更深吗?一个月后,我带着孩子离开了聋儿语训中心,我不能容忍他也在里面比比划划,我要让他放弃以前的肢体语言,然后是母子俩在家中做舌操、练听觉、认卡片、买菜、做饭,样样说,而且有外人面前也一点也不觉得害羞。
这样坚持了一年,孩子四周岁了,他有强烈的愿望,要和小朋友在一起玩,有一段时间的“茶饭不思”,就是要进幼儿园。我和先生带着孩子来到了他所“指定”的那个新幼儿园——市幼儿园,园长同意让他先试试,还挑选了一个班,老师最有爱心的班。我的孩子自理能力强,卫生习惯好,老师倒是没有瞧不起他,小朋友也都很友好,幼儿园生活过得非常快乐。
又是一年过去了,可我们感觉他的语言有点停滞不前,是我们要求得过高,还是适合聋儿学习环境的不对?问题就在这里:要有一所既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、玩乐,又有专业语训老师对孩子进行语言培训的幼儿园,那该多好。为了改变我们清贫的家境,在孩子五周岁的时候,我们一家随我的先生来到了苏州,而且意外地在一份报纸上发现了花朵幼儿园的一则报道,我们想要的学习环境真的有了。我带着孩子一脚泥一脚水地找到了幼儿园(当时西环路正在建高架),我们需要的就是季老师的这种语训方式,终于如愿以尝。最令聋儿家长放心的教学方法有了。
早晨,小朋友可以在自己的班上做游戏,吃点心、做早操,与同龄孩子一起分享快乐。上午,语训老师把聋儿集中在语训室进行语言训练。老师多半用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,既激发了孩子思考能力,又提高了他们的观察能力,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答,这就是和正常孩子一样的学习方法,而且老师语速慢,语言清晰,没有浪费任何能听的时间。
孩子人手一册的课本,老师每天把所学的话、所说的话记录在本子上,与家长互相交流,家园共育,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,什么音发不准,什么词语不懂,老师都会在本子上写清楚,先让孩子弄明白,回家后让家长给孩子巩固白天所学与还不理解的东西。比如:童曦煜(我的孩子)一直不懂水波一闪一闪的,老师带孩子到幼儿园的小池塘边,让他观察和体会水波一闪一闪的,然后还用镜子给他照阳光,镜子把太阳光反射到墙上,让他体会一闪一闪的各种含义,又让孩子回家跟家长一起到河边看看。苏州是水城嘛,我就利用上学和回家的路上带孩子到河边看,他终于懂了。
日复一日,词汇量在不断增加。到了中午,小朋友又回到自己班上做个游戏,愉快地进行午餐、午睡。到了下午,语训老师还安排了个训课程,专门针对孩子的个别问题进行语言矫治,这是进步最快的一种方式。到了大班,语训老师还给我们增加了部分学前班的课程,以便顺利进入小学打好基础。有这么好的教学环境和方式,我想,未来的聋儿教育方式就应该如此,尽量早地让孩子们融入本该属于他们的大社会。